美国一九九九年死刑执行概览

钊作俊


自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美国1999年的死刑执行创下了二十年余来的历史新高，达98人之多，较之1998年的68人增加了44%。同时，被判处死刑而又无罪释放的也有8人——这一数字也在增加，从而使无罪开释的死刑犯人数自1973年以来已升至84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伊丽诺伊斯州的阿瑟尼·波特（Anthony Porter），他的“同案犯”由于供认罪行已被执行死刑，而按照预定的日期，他在几个小时以后也将要被执行死刑，但却被无罪释放。
从死刑执行的州别来看，德克萨斯州执行死刑的人数仍然最多，为35人；其次是弗吉尼亚州，为14人，两州的死刑执行总数共49人，正好占1999年全美国执行死刑人数的一半。
就死刑犯的罪名而言，这98名罪犯全部是因为犯了谋杀罪而被判处并被执行死刑的。
就被执行死刑者的种族而言，在98名死刑犯中，白人53人，黑人33人，拉丁语系的8人，亚洲人2人，土著人1人，另有1人属于其他种族的；在被害人中，白人104人，黑人15人，拉丁语系的4人，亚洲人4人。显然，种族与死刑执行的关系甚为密切，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恢复死刑以来，被害人为白人的案件被判处和执行死刑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剧。就全美国来说，尽管黑人仅仅占全国人口的12%，但1999年执行的死刑犯比例却高达34%；尽管谋杀案件中白人与黑人的被害人人数大体持平，但在所执行的死刑案件中，却总是有高达82%的被害人为白人。相同背景的被告人所实施的同样的犯罪，由于种族岐视和民族差别而会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这已为很多的研究结果所证实。美国的刑事审判实践证明，被害人为白人这一点是死刑适用时需要特别考虑的重要因素，它甚至决定着谋杀案件中的谁生谁死。
就死刑执行的方法而言，1999年几乎所有的死刑执行都是用注射执行的。在98个被执行死刑的犯人中，有94个是用注射执行的，有3个是使用电刑执行的，还有1个是使用毒气执行的。这是因为，电刑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意外事件，如烧伤犯人、烧毁财物从而造成刑罚外的痛苦等等，美国最高法院甚至已经重新考虑弗罗里达州电椅刑的合宪性问题。截止到1999年底，全美国将电刑作为死刑执行的唯一方法的只有4个州：阿拉巴马、弗罗里达、吉阿吉亚和那不拉斯卡。在其余的34个存置死刑的州中，要么将注射刑作为执行死刑的唯一方法，要么将其作为死刑犯选择的执行方法。
就被执行死刑者的国别而言，98个犯人中美国人有93，外国人5个，其中2个德国人，1个加拿大人，1个泰国人，还还有1 个菲律宾人。尽管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美国在执行死刑时从不考虑外国公民的特殊地位和外国政府的请求，但正是在对外国人执行死刑的问题上，美国已经和正在与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其盟友发生磨擦，往往是刚刚对某一外国人执行完毕死刑，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向该国提出正式道歉。
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幅度提高执行死刑数量的同时，美国仍然存在着行政长官对死刑犯减刑的权力，而且1999年的力度似乎较大，该年共有5个州的行政长官对5件死刑案件发布了“恤刑令”，从而使得行政长官对死刑犯的减刑在过去的5年中达到每年平均1件，这或许是由于社会公众和行政长官对死刑案件精确性和公正性的格外关注。发生这种情况的州分别是阿拉巴马、密苏里、阿肯萨斯、佛吉尼亚和北卡罗莱那。在这5个恤刑案件中，除了阿拉巴马州的一个死刑犯朱地斯·尼利（Judith Neelley）是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就被行政长官免除了死刑执行以外，其余4人要么是由于保罗教皇的关注和请求或者审判公正性的欠缺，要么是由于被告人的精神疾病或者对犯罪参与的严重性程度不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要求延缓或者停止死刑执行的呼声日益高涨，有关这方面的法律也在紧罗密鼓地研制之中；尽管1999年2月份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对死刑持支持态度的人在过去的13年中已经达到了最低点；尽管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一再要求不得对未成年犯执行死刑，但一名犯罪时仅为16周岁的未成年犯西恩·赛乐斯（Sean Sellers）仍于这一年的2月4日在奥克拉荷马州被执行了死刑。
由于上述死刑执行中的非理性，美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注目焦点。对未成年犯和精神障碍者执行死刑、死刑执行时的种族差别和岐视、对外国人执行死刑而不提供美国公民在外国通常期待的起码的保护、漠视国际社会反对扩张死刑执行的国际规范，以及日益增加的死刑执行，都将使其与其过去的盟友产生分岐，从而使美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并进而危及国外的美国公民的权利。现在已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死刑执行更能使美国与其友好国家产生隔阂，并由此给美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失。正是这种对国际法规范的漠视以及对其国际友好的恳求装聋作哑，美国正在使自己成为破坏和践踏人权的罪魁祸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除非现在就采取措施修正对国际法规范的侮辱和践踏，否则美国将会在人权领域承受巨大的责难。①
——资料来源：The Death Penalty in 1999:Year End Report，DPIC（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 of U.S）


——发表于《法学杂志》2001年第1期。
① See,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Death Penalty:A Costly Isolation for the U.S.,by Richard C.Dieter,Esq.,Executive Director,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October 1999.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探讨

王春胜


　　无效合同与合同无效并非同一含义。无效合同是合同的种类之一，而合同无效则为合同的法律效果。无效合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除无效合同之外，可撤销合同经撤销之后，效力未定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以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等都可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52条虽然以“合同无效”进行表述，但其实际上就是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无效合同是绝对无效、当然无效、自始无效，而合同无效并非都为自始无效，一般认为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不发生溯及无效的法律效果。虽然无效合同其无效为当然无效，但是合同是否有无效原因，当事人间有争执时，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不妨提起无效确认之诉，请求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我国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反观国外立法例，则存在不同规定。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规定：“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均经30年的时效而消灭，．．．．．．”，这一规定所确定的时效期限适用于对绝对无效行为的主张权利。而意大利民法典第1422条则明确规定，契约因绝对无效行为而产生的诉权，不因时效经过而消灭。在我国民法学界，传统见解认为主张无效法律行为的无效不应有期限的限制，认为无效法律行为可在任何时候主张无效。传统见解所持的理由为：因权利不行使经过相当时间而影响权利的存续或其行使的，或为除斥期间，或为消灭时效其客体或为一定的形成权，或为一定的请求权，并不包含得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权利在内，从而权利人的永久地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并且，传统见解认为法律行为之无效以绝对无效为原则，而具有绝对无效原因之法律行为影响公共利益，瑕疵程度最为严重，更须彻底的阻止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故不应限制当事人或第三人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的时间。但是新近的观点认为，在此问题上应区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认为在绝对无效的情形，法律行为的订定违反私法自治生活的基本法律秩序，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一般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而法律政策上应尽量增加或提高法律行为被宣告为无效的机会。在相对无效的情形，法律行为虽具有无效的原因，但国家否认其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个别的、特殊的利益或特定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因而为避免使无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他方当事人及第三人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故而对主张无效应有一定期间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该观点认为，就瑕疵法律行为在效力上的处罚类型而言，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较接近或类似固有的、典型的无效法律行为，而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则较接近或类似于可撤销与效力未定法律行为。因而，尽管传统见解与新近观点在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分标准及其实益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皆认为无效法律行为为（或近似于）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认为主张无效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都不应该存有时间上的限制，以达法律政策上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然而，我国有论者认为，无效合同的无效主张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应适用诉讼时效。该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价值上的冲突，认为如果对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基于无效合同而产生的所有的法律关系就有可能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不安状态，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进而主张对于主张合同的权利，应该有一个期限的限制。本文对此不敢苟同。法律行为无效的主张或确认，其权利行使期间限制的目的在于调和二种互相冲突的法价值，即国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干预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关于如何调和该价值冲突，我国台湾学者有认为，应区分法律行为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进行分别处理，已如上述。而且，我国立法亦采相同做法。按照上述见解及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为绝对无效，因其所违反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应强调国家对合同效力的干预，使其终局的、确定的不发生任何效力，而不应对主张无效或确认进行时间上的限制。
　　此外，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依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无效是当然无效，并不以法院的确认为要件，但是当事人或者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却可能对合同是否具有无效原因存有争议，不妨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当事人或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时，其所依据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需要澄清的是，民诉法上的请求权概念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德国著名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民事诉讼法》上的请求权大多指，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权利主张．．．．．．原告只对于他所要求的给付才有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相反，在确认之诉中则无须把他作为《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请求权来看待，因为在这样的诉讼中，诉讼的标的是一切权利或法律关系。[尽管《民事诉讼法》在这里也称在诉讼中提出请求，但实际上的意思是诉讼争议标的。”由此可见，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因其不属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再次，主张或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一定必然地破坏交易安全。无效合同经主张或确认终局的、确定的归于无效之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果当事人一方已经将取得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的，则应区别第三人的善意与否，第三人为善意的，法律应保护其所取得的利益。关于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法律行为之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保护，理论上应作出一定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