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预防形式的过渡性思考

作者：贺轶民
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电话：010-65014161

一、前言
网络，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指由特定的行业或专业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系统，如销售网络、服务网络等。在网络内部，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必定采取该网络所允许存在的形式积极推动、联系其余各方，以求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预防即事先防备的意思，通过网络的形式来对职务犯罪进行事先防备，必然要求网络内部各方有着明确具体和可实施、可评价的权利与责任。例如：检验销售网络的成功与否要看销售渠道是否畅通、物品的生产与流通是否符合价值规律，这其中产品的销售方为了生存与发展，必然想方设法达到预期的销售目的；检验服务网络的成功与否要看服务是否方便快捷、服务质量是否达到客观要求，服务的提供方为了确保服务业务的生命力，也必然使劲浑身解数以求接受方的满意。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借用网络的形式，并赋予了其新的内涵，目前，全国各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正以各种网络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但是，毫不避讳地说，由于网络预防形式只是在法律对预防工作无明确授权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具有行政权利突出、法律权利弱化等过渡性特点，因此，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网络的形式必将被法律授权的专业组织形式所取代，该专业组织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法律授予的权利组织监督社会各单位进行职务犯罪预防，这将是网络预防形式的高级形态。
二、网络预防产生的背景与现状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指导下，一手抓打击职务犯罪，一手抓预防职务犯罪，这已是达成社会共识的当然之举。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确立了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即：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职，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在这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下，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弥补法律无明确授权的制度缺陷，“网络”以一种组织形式，发挥各级组织和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广泛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积极发挥着预防职务犯罪的媒介作用，通过网络共同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这应是建立网络预防形式的初衷。
由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属于新生事物，他直接源于“仍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仍然繁重的反腐败斗争任务”。几年来，预防网络这种形式通过艰难的摸索，在党委的领导下、纪委的组织协调下以及各网络成员的积极参与下，采取法制教育宣传、预防调研、个案预防、重点工程预防等方式已经将职务犯罪预防意识在社会普及，并在一定范围内收到了一定的预防实际效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各界预防职务犯罪意识普遍提高。社会各界的职务犯罪预防意识从无到有，可以说网络预防这种形式功不可没。通过网络工作，各网络成员单位积极联系本单位干部职工，采取多种形式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网络预防对腐败的遏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网络预防，各网络成员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有效防止了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网络预防还促进了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工作，有力地震慑了腐败分子，对腐败的遏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3、推动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网络这种形式，从理论到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内涵。同时，通过各网络成员的艰难摸索，发现问题，研究对策，有力推动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
三、网络预防形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由于网络预防形式的产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而预防职务犯罪又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同时，网络预防形式的自身性质和特点又具有过渡性，使得网络预防工作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显得后劲不足，缺乏有效的持续支持。
（一）法律依据的欠缺与松散型的组织结构导致工作的主观性强，稳定性差，工作效率低
目前，职务犯罪预防缺乏相关的统一的法律依据，基本是依据党的政策来进行。党的政策只是一个宏观的战略性指导，各部门具体的权利与责任、实施步骤等都不明确，实践中各地和各单位的认识差别也很大。这样，虽然网络的组织结构已经搭建，但进一步的深入工作却因不同地域、不同人员不同时期的不同认识，难以稳定有效地进行。一般来说，网络预防形式的组织结构属于松散型，由各单位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兼任，基本贯彻“党委领导、纪委组织协调、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各负其职”的原则。而实践中各单位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日常工作非常多，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各种硬性考核的工作任务也要完成，预防职务犯罪这种缺乏考核依据、考核措施的软性工作自然就要大打折扣。同时，这种松散型的组织结构运作周期长，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直接影响工作的质量，造成工作虚而不实，大而不细，欲“一网打尽”而不能，主观性、随意性强。
（二）责任既分散又不明确，导致工作衔接不紧，不能形成显著的预防合力
网络组织机构内部的责任非法定责任，一般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同级纪委的组织协调下，按照分工负责原则，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各单位的性质特点由网络会议研究确定。在制订责任制度时，由于上述原因，考虑到开展工作的法定权力不足，责任制度也基本上是一些大的原则性的规定，内容大而虚，核心责任不突出且分散，约束性较弱。在这种责任制度下，网络成员相互之间的工作衔接不紧，工作的力量也就相对分散，不能形成显著的预防合力。同时，在法定责任不明确的情况下，职务犯罪预防的工作方法、手段和工作深度也就必然受到影响，或者只停留在宣传层面，或者只能有个案预防的效果，难以发挥整体预防、社会预防的系统优势。
（三）网络预防的专业性不明显，法律定位不清，导致工作机制不协调
首先，在各级网络预防组织当中，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是唯一的专门性组织，该部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纪委的组织协调下开展工作，尽到部门职责，但究竟具体什么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部门职责，党委并无组织委托，法律也无明确授权，只能依据“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这一宪法性规定，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最后成了单纯的法律宣传和法律服务角色，或者在有的地方成了法律审批角色等等，诸如此类，有悖于“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定位。其次，实践中各级党委只是对预防工作进行领导，具体的组织协调工作由各级纪委负责。也就是说，网络预防工作的步骤关键要靠各级纪委来推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只是发挥密切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地说，在检察机关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其为了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只有依靠各级纪委来调动社会资源。事实上，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纵向业务考核，只能解决预防职务犯罪的形式问题，而不能解决其本质问题。相比较而言，各级纪委担负党风廉政等方面大量的专业本职工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又不是绝对的隶属关系，前者是刑事犯罪领域研究的问题，后者是党建工作研究的问题，虽然从大的方面讲又都属于反腐败这个大的格局问题，但又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纪委内部纵向考核是没有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这一项内容的，这种权利义务的分离，其直接后果是专业预防措施制订被动，工作机制不协调。
四、网络预防形式的高级形态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网络预防形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真正符合职务犯罪预防科学规律的格局，应当是在党委领导、法律授权下，建立以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为主体地位的社会化系统预防。具体地说，检察机关通过党委领导、法律授权的方式获得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组织实施权，充分调动社会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有效的法律资源，通过专业的法律预防程序，采取以法律监督为主的多种监督手段，多渠道地构筑社会化预防系统。以下是专业机构预防与网络预防的比较：
（一）组织形式的比较
预防专业机构组织形式严密，直接受法律约束，预防目标明确，更能直接地针对职务犯罪的发生情况和规律做出准确快速的反应，提高工作效率。网络预防形式结构松散，无法律授权，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种初级形态。
（二）工作性质的比较
预防专业机构的专业性突出，法律特点明显，符合社会化分工和法律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确保了打击与预防的同步进行。网络预防形式的行政色彩浓重，是在法律滞后的情况下存在的一种方式，集中反映了它的过渡性。
（三）制度责任的比较
预防专业机构的权力与责任相统一，严格依照法律的授权按法定程序进行，其制度不因领导的认识不同而迥异。网络预防形式责任分散，尤其是核心责任不明确，责任与权利相分离，集中反映在工作机制的不协调性和制度的不连续性上。
五、建立以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为主体地位的预防职务犯罪格局的条件
虽然专业机构预防是一种高级形态，但是，建立这样的格局，完成网络预防形式的过渡，至少应当具备以下专业条件和社会条件：
（一）专业条件
1、有明确具体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目标。
作为专业的组织机构，必须要有明确具体的工作目标，当然这个工作目标应当涵盖长远目标和现实目标两个部分，并且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没有明确的、具体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目标，是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的，进一步说，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目标欠缺，将直接导致这项工作的无序性和盲目性，使得主观判断与决策取代科学的客观分析、人为的因素取代法律的制度。目前，有关组织机构应当及时制定明确具体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目标。
2、有可操作的职务犯罪预防效果评估机制
一个专业的机构必定要有专业的考核评估机制，否则，不可能对其工作成绩进行客观地评估。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专业机构，是以社会一定时期的职务犯罪发生率，还是以职务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同期比较，或者其他综合性指标的变化作为衡量其工作成绩的标准，需要准确界定。同时，预防效果评估机制和预防工作量化考核机制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归宿。目前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实践中，只有量化考核机制而没有效果评估机制。
3、有科学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
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当中，工作权力必须来源于法律的授权，工作责任必须基于法定的权力，两者相互统一，共同形成严谨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接受党的领导的方式是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按法定程序开展工作，向同级党委和上级专业机构负责，体现党委领导和法律授权的统一。目前有必要及时制定职务犯罪预防的相关法律，统一规范这项专业工作，包括程序、职责、机制等。
4、有科学的职务犯罪预警机制
专业机构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必须要有科学的职务犯罪预警机制。也就是说，按照不同职务犯罪的法律特点，由专业机构调动相应的社会资源，形成单位化、社区化、群众化的各类职务犯罪的不同级别的预警机制，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目前，有必要建立健全不同时期各种职务犯罪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形成预警机制。
（二）社会条件
1、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不断发展，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以及职务犯罪的发生对现有网络预防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迫切要求；
2、作为“打击与预防并举”的一个方面，打击职务犯罪的手段不断发展，通过有力地查办案件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手段和预防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迫切要求。
六、结论
网络预防形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宣传法律知识、普及预防职务犯罪意识、协调网络各单位参与预防等方面。但是，这种形式从组织结构到工作机制都欠缺法律的严谨性，尤其是作为组织协调者的各级纪委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考核不具有法律依据，而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内部考核又不具有本质意义，因此网络内部责任不明确且分散，导致了以松散型结构为存在方式的网络预防形式在形式搭建后，难以有新的突破和创新，体现了这种形式在法律技术操作层面上的粗糙性。建立以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为主体地位的预防职务犯罪格局，是专业预防的高级形态，是网络预防的上位形式。这种格局的核心是在党委领导、法律授权下，通过以预防职务犯罪专业机构为主体地位的社会化系统预防工作，将打击与预防两种手段有机结合，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一旦这种格局形成的专业条件和社会条件成就，网络预防形式就将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形态。


法律思维和道德思维之实证分析与思考——以胡斌交通肇事案为观察视角

张闪闪


　　2009年度一时沸沸扬扬的胡斌交通肇事案，随着一审法槌落定之声的远去和时间的推移，似乎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脑海，不再是街头巷尾的热议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此案某些东西却潜伏到了每一个人心中，刻录到每一条神经里。作为一个职业法律人，此案留给了我们诸多法律上的思考，值得从法理上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从法律思维和道德思维的角度，对案件作一次分析和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2009年5月7日晚，被告人胡斌驾驶经非法改装的三菱轿车，与同伴驾驶的车辆严重超速行驶并时有互相追赶的情形。当晚20时08分，被告人胡斌驾驶车辆至文二西路德加公寓西区大门口人行横道时，未注意观察路面行人动态，致使车头右前端撞上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行走的男青年谭卓。谭卓被撞弹起，落下时头部先撞上该轿车前挡风玻璃，再跌至地面。事发后，胡斌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谭卓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20时55分因颅脑损伤而死亡。事发路段标明限速为每小时50公里。经鉴定，胡斌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杭州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经认真、全面审查后认为，胡斌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严重超速行驶，造成了被害人谭卓死亡的重大事故，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向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①
　　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名提起公诉后，遭到公众质疑，认为胡斌在繁华地段飙车致人死亡，已构成“危害公众人员的安全”，应该定危害公共安全罪。公众甚至因为检察机关将案件性质定为交通肇事而引发了对公权力和司法是否公正的质疑，产生了金钱收买法律，资本俘虏正义的疑问。
　　公众与检察机关为何对案件定性产生如此大的偏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从两者思维方式的角度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都是基于道德思维，而法律人的思维则是从程序、证据的角度入手思考问题，是一种法律思维。
　　所谓法律思维，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一个人选择用法律来思维，他就会把合法性作为第一位的考虑因素，把其他作为第二位的考虑因素。在运用法律思维中，必须遵循一些原则：第一条规则：合法性优先于客观性；第二条规则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第三条规则是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第四条规则是理由优先于结论；最后一条是法律思维的逻辑线索。② 道德思维，就是首先考虑道德上的善恶因素，将善恶作为评价的标准。
　　因为法律对职业法律人是有要求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像非专业人士那样考虑问题，他们的思维和大众的思维有所不同，他们的背后有一个支撑他的理论。③ 简言之，民众的思考是大众主义的思考，是主要建立在善恶道德基础上的评判；而职业的思考、法律人的思考则是以职业主义为原则，是主要建立在法律、事实和证据基础上的评判。
　　对于胡斌案，检察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正是建立在法律思维上的，下面我们就用法律思维的三条规则来逐条讨论，从而对案件本身与法律思维和道德思维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一条合法性优先于客观性。所谓的合法性，就是作出的结论必须与法律的内在逻辑一致，也就是说，结论通过法律的思维方式能够推导出来的。客观性就是作出的结论必须与外在的客观事实一致。最理想的当然是结论既合法又客观，只可惜，在胡斌这个案子里，检察机关作出的结论，即以交通肇事罪起诉与外在的客观事实：民众群情激愤要求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检察机关是迎合民众，做人民满意的公诉人？还是坚守法律思维的底线，认定合法性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而虔诚地匍匐在合法性面前？答案是肯定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力求客观公正，在诉讼活动中，为了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检察官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偏不倚地全面收集证据，审查案件和进行诉讼。通过独立的法律思维来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为人民服务，但不是讨好民众，检察机关有权力作出不被民众所欢迎的结论，只要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法律事实和程序正义之上的。合法性高于一切，这就是法律思维的特点。
　　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起诉，庭审中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被告人辩护人对此均不持异议，而一些社会舆论认为胡斌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何胡斌的案子会被民众提高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他与酒后驾车、超载等行为有何异?南京一起酒后驾车就连撞了9人，这个危害也绝不亚于超速行驶。民众对检察院以交通肇事起诉为何如此群情激愤？从思维的角度讲，主要是民众运用的是道德思维。在这里，人首先被分为好人和坏人，评判者主要用情感去体味和拥抱对象。这种思维使得胡斌处于不利的境地，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胡斌作为富商后代，是个有钱人。而在传统中国老百姓眼里，商人都是奸诈的，所谓“无商不奸” ，“富二代”的胡斌难免被众人想像成“骄奢淫逸、惹是生非之徒”。通俗的讲就是不是好人。而肇事者与受害人家属达成的一百多万的民事赔偿费，更让民众产生质疑，认为是金钱战胜了法律，资本俘虏了正义。二是受害者刚巧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品学兼优，而不是什么贪官污吏奸商巨贾。这一种身份在朴素的民众心中自然而然成为令人同情的“好人”。当“坏人”杀死“好人”时，民众的关注度和同情度都会上升，对社会贫富悬殊的忧愤不禁渲泄。民众对刑事案件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和高度关注，应该说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中国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但是，正是我们要依法治国，要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能用道德思维去主宰一个人的法律命运，按法治的要求，雷锋和周扒皮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有有罪无罪之别。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检察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胡斌平时喜欢开快车，但其认为凭自己的驾驶技术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案发当晚，胡斌在超速驾车过程中未违反交通信号灯指令，遇红灯时能够停车，肇事时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情况而撞上在人行横道上行走的谭卓，撞人后立即踩刹车并下车查看谭卓的伤势情况，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以及122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等候处理。
　　这一系列行为反映了胡斌主观上既不希望事故发生，也没有放任事故的发生，对谭卓的死亡，他内心是持否定和排斥态度，是一种过失的心态，因此，胡斌的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条规则：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这条规则对于民众来说有点违反常识，不容易接受，而这恰恰是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一条思维准则。胡斌撞死了人，理所当然“一命抵一命”，不判死刑也得是个10年以上有期或是无期的，只要是罪犯得到了严惩，结果顺应民心那就是好的，是公正的，而不去关注程序怎么运行，是否合法，这就是典型的道德思维，民众把法律问题当成道德问题思考了。社会正义首先是制度的正义，而制度的正义首先存在于法律制度的正义。民众的正义是一种丛林正义,梁山好汉式的正义，他不考虑也不受任何程序的限制，这与司法正义是格格不入的，最终只能是造成乱治，司法公正是一种不完美的公正，是一种有限的公正，即以程序正义为前提来追求实体正义。道德思维是一种生活思维，而法律思维是一种技术思维，它存在于一个不同于生活空间的法律空间里。这个空间的三个维度是法律程序、法律职业和法律品质。法律程序是使法律空间区别于生活空间的第一个维度，从诉的提起开始（具体权利要求的设定），经过争议之点在法律意义上的形成（要件事实的确立）、证明和辨论以及上诉等阶段到达判决的确定，具体案件的处理可以视为一个“法的空间”形成过程。程序正象一条人造的渠道，把奔腾的生活之流引导到自己的空间里。这种独特的思维使得完整的“法的空间”得以构成，促使理性和正义的形成。④
　　我不敢说在胡斌这个案子里，每一道程序完完全全是真相和正义，没有一点受金钱权力、道德舆论影响的痕迹，但是，至少，从程序上来说，从公安机关的侦查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提起公诉，再到法院的判决，都是按照程序办事的，没有恣意和操纵的行为。“检察官应尽力求真实与正义，因为他知晓，显露他（片面打击被告）的狂热将减损他的效用和威信，他也知晓，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罚才符合国家利益。⑤
最后一条规则：法律思维的逻辑线索，这是法律思维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即法律思维必须以权利义务分析做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换句话说,权利义务分析应该是一条贯串始终的红线，可以说，法律思维就是权利义务分析。法律问题就是权利义务问题，合法性思考就是通过权利义务的分析对各种行为、利益、请求，期待做出合法性评价。检察机关作为职业法律人，以理性和中立客观冷静地分析犯罪嫌疑人胡斌和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明确他们两者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没有“好人”与“坏人”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凡是被告享有的权利，都予以明确告知和充分体现，诸如申请回避、委托辩护人等，对于被告和原告之间达成民事赔偿协议，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对于民众认为即使胡斌是交通肇事，其也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检察机关认真对照法律条文，根据200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死亡两人或者重伤5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6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因此，胡斌的行为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交通肇事罪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具体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也不能认定胡斌交通肇事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充分保护了被告在法律上的权利，使其接受法律所要求其履行的合法合理义务。
　　综上可知，之所以在胡斌这个案子里，检察机关与民众在定罪量刑方面会存在反差，主要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的思维方式不同，检察机关作为职业法律人，更多的是从法律思维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民众更多的是从道德思维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对于民众在这些刑事案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关注和热情，应该是值得称颂的，法治社会离不开全体民众的全面理解和积极参与。可以说，法治化这一“化”能否“化”好，市民的总体素质至关重要，但是片面单一的“道德思维”却与法治化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引导市民普遍形成“法律思维”的习惯，引导人们把“合法性”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作为判断一切有争议行为、主张和关系的必要标准，只有“法律思维”普遍形成，法治化才不会是“空中楼阁”。民众只有以“理性”作武器，才能使他们的质疑掷地有声，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希望我们的民众在面对类似的问题时，面对争议点时，能保持理性，不至于让道德情怀过于强烈而湮灭了理性的法律思维。
　　检察机关在处理案子时，要时刻谨守法律思维的逻辑，但除了法律思维外，也应该综合运用道德思维，检察官执法的依据理所应当是法理。但是，俗话说得好，法理不外乎人情，正义的法理本就应该是对情理的合理反映和体现，在对一些疑难问题往往用法律进行评判存在歧义而难以定夺时，情理则往往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的背后就是生活，生活必有人伦，生活脱离不开芸芸众生的常识常情常理。为司法正义代言人的检察官，一定不可让高墙遮挡睿智的目光，要忠诚的匍匐于合法性的法律思维中，也要深情注视围墙之外生活的沃野，到那里去寻找正义的支撑点。
　　本案仅是一个职业法律人从法律思维的角度作了一些分析论证，呼唤民众更为理性的思维，也呼唤我们的司法更为公正和权威。

作者单位：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电话号码05758311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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