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分析毒品犯罪的特点

王胜宇


　　毒品犯罪是全球性的社会公害，在当今的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开它的浩劫，然而毒品的泛滥又是一个极难治理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的普通百姓来说，毒品祸国殃民，曾经是早已过去的旧时代的一场噩梦。然而在今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却几乎不知“毒品”为何物，把它看作是新奇而又陌生的怪物。有关毒品犯罪的研究，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困难的任务，在研究毒品犯罪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难解之迷。第一毒品对人体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无法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加以验证的问题。毒品不仅直接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重创，而且往往与杀戮、抢劫、盗窃等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相伴随，同时还对社会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消极影响，最为可憎的是它会消磨掉一个民族的意志和精神。第二我国当前的毒品犯罪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态势?第三从境外毒源地每年进入我国的海洛因数量究竟有多少?第四毒品泛滥对我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第五吸毒成瘾后是否能够截断?第六毒品犯罪能否在短期内遏制住?第七毒品犯罪在未来的走向将会呈现什么样的趋势？第八人类能不能够战胜毒品?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难解之迷。难道我们对于毒品犯罪就无能为力了吗?否!如果说人类难以根除毒品的话那么也决不会听任毒品将人类消灭。人类目前正在经受毒品的煎熬，但毒品的侵蚀必将激发全人类的忧患意识，促使人们寻找战胜毒品危害的有效对策。值得庆幸的足：联合国于1998年6月召开了第二次禁毒特别大会，来自150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减少毒品需求指导原则》和《加强国际合作以处理世界性毒品问题的措施》等文件，建议发起一个协调一致的全球运动来打击全世界的毒品犯罪。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毒品的斗争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尽管与会各国代表对于如何进行打击毒品犯罪的斗争仍然存在不同意见，对于如何筹集禁毒资金和把有限的资会用于缉毒斗争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毕竟是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应当为在2 l世纪扫除毒品而努力”达成了共识，从而给最终消除毒品祸害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前面临的毒品犯罪与旧中国的毒品犯罪相比，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世纪新一代毒潮泛滥的产物，更有其自身的新特点：
　　1、犯罪的国际化性质，蔓延于我国大陆的毒品犯罪，自80年代初出现直至90年代术，始终带有较为鲜明的国际化物质。(1)绝大部分毒品来自于境外毒源地，我国所出现的毒品，尤其是精制海洛因，绝大部分是山境外跨国入境，并多来自于境外的毒源地。据调查，1998年个田侦破海洛因的特人贩毒案119起，这119起特大案件就缴获海洛因4765．555公斤。其中1197起／JJ．克大案巾缴获的4392．84公斤海洛因柬自云南临沧、德宏境外，在内地查获的24起，有10起直接来自缅甸，l 4起是从云南转运过来。来自“金新月”的毒品，也从新疆进入我困。此外，来自俄罗斯及巾亚地区的毒品，也在向我境内渗透。近年来，我国东北境外的某邻国，也开始大规模地种植、制造毒品，成为对我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新毒源。(2)境外毒品犯罪集团将我国作为毒品中转地，境外毒品集团和不法分子将我国作为“金三角"毒品销往欧美等囡的中转地之一，短短数年问，毒品在我国境内的泛滥，客观上已成为全球毒品犯罪一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3)过境贩毒引发吸毒蔓延，使我困成为毒品消费地，在境外毒品犯罪集网从我国过境贩毒的商接作用下，我因的吸毒区域从西南边境地区不断向全I曼j各地蔓延、发展，I|前90％以上的县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吸毒现象：而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已迅速增至54万，以致使我国成为一个毒品的消费地。(4)因内的制毒原料和配剂流出境外，1992年至1997年，我国查获的企图走私出境的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以及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配剂，其总量已经达到874.8吨。1998年又查获各类易制毒化学品344.5吨。至于未被查获己被走私出境的，其数量则难以估计。这不仅为境外毒品犯罪集团提供了毒品生产必需的原料、配剂，刺激了境外毒品的增长，同时还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良好声誉。
　　2、共同犯罪突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涉毒犯罪，是我困出现的毒品犯罪中最普遍、最典型的形式。司法实践表明，单个人实施毒品犯罪(如小量的零包贩卖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等)虽然并不少见，但从总体上看，其所占比例较小，而更多的则是共同实施犯罪。究其原因，主要是毒品贩运一般距离较远，将毒品转化为“商品”的环节较多，因而承担风险太大。如果没有他人协助，仅靠一人很难进行。从我国的共同涉毒犯罪来看，有几种不同的形式。(1)有组织犯罪，在制贩毒品案件中，有组织犯罪居多。过境贩毒的主体，基本上是境外黑社会贩毒集团，他们多以过境贩毒为目标渗入我国境内。从所破获的贩毒案件来看，儿涉及大批量精制海洛因案件，一般都直接或问接与国际贩毒集团有关。1996年6月，云南警方抓获了潜入我国境内的缅甸毒枭李仕森，该人系缅甸北部某武装势力后勤供应处副处长，长期大量贩运制毒物品，有“药水大王”之称。经查，李仕森从199 1年以来，从我国境内先后走私制毒物品22.6吨，麻黄素43吨。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澳门包括台湾地区黑社会成员入境贩毒的现象格外突出。早在1988年，上海警方所破获的“3．9”贩毒大案，就发现其背后的黑手是香港黑社会组织“大圈”1992年8月，上海警方存打击台湾“四海湾”、“萤桥帮”成员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也发现黑社会成员持有海洛因和“冰”毒；震惊的“960l”贩毒大案，其主犯就是香港黑社会成员，他们控制了香港海洛连因市场60—70％的货源，与国内贩毒分子勾结进行猖狂的走私犯罪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贩毒集团渗透境内，实际上是境内外毒品犯罪“接轨”的一个重要标志。(2)专门从事走私贩毒的犯罪集团，境内的一些不法分子，尽管还没有形成规模庞大的犯罪组织，但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相互勾结，长期经营，组成了专门从事走私、贩运毒品的犯罪集团。毒品犯罪集团人数较多，少则三四人，多则十几人、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其成员固定，有明显的首要分子进行策划和指挥；其组织较为严密，分工明确。各成员之间既互相配合，相互衔接，又相互监督，相互牵制。一旦有人退出不干或泄露了内部秘密，往往遭到残酷的报复，不仅伤害其本人，还会累及其家人，发现有成员已暴露，则迅速采取果断措施掐断侦查线索。山于犯罪集团所具有的特点，使其完成犯罪的有效性和逃避打击的可能性，人人高丁以其他形式结合的共同犯罪，因而是最危险的共同犯罪形式；也是禁毒斗争打击的重点。(3)相对松散的犯罪团伙，大量的小批量贩运和零包贩毒，都是各式各样的犯罪团伙进行的。以团伙的形式从事毒品犯罪，虽然不具有犯罪集团的组织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但其纠合性：很强。(4)家族成员搭伙贩毒，由同一家庭或同一家族的众多成员共同参与贩毒活动，很难把其归类为“犯罪集团”，也不好定性为“犯罪团伙”，但它是我国当前毒品犯罪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新形式。即：毒品犯罪旱现“家族化”的特点。有的是夫妻结伴，有的是父子同行，有的则是兄弟姐妹联手，远亲近戚助阵，甚至全家老少共同。“上前线”，“前赴后继”者屡有所闻。与这种“家族化”类似的另外一种特殊形式，是犯罪成员地域化。即参于者往往来自同一地域。农村地区尤为突出邻里乡亲三五成群外出贩毒的，最为常见，一般都是同一乡村的农民。很显然，在共同涉毒犯罪中，家族血缘关系和乡情邻里关系往往成为相互连结的重要纽带。
　　3、犯罪手段现代化，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毒品犯罪分予虽然没有完全舍弃传统的犯罪伎俩，但在更多情形下，利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以隐蔽、快速、安全地实施毒品犯罪活动，已成为主要趋势。他们利用汽车、火车、轮船、快艇、飞机等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通过陆路、海路和空中航线，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走私、贩运毒品。1996年长航重庆港警方在开展的“严打’’斗争中，共破获涉毒案件150起。1996年广东、云南警方所破获的“9601”特大贩毒案，共缴获贩毒汽车16辆，快艇1艘。在贩毒活动利用移动电话、传呼机、传真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通讯联络也是毒贩的重要于段之一。据报道，1995年6月，广东省破获了一起境内外组织相互勾结，由境外贩毒集团策划、组织、操纵、遥控的贩毒大案。犯罪分子动用了各类汽车、移动电话、BB机等现代运输、通讯工具，组成犯罪网络，罪犯在数千里外长途遥控指挥。此外，在毒品贩运中，犯罪分子虽然不乏以“空心藏毒”、“混杂藏毒”、以人体肛门、阴道藏毒的传统手法携毒、减毒，但在不少场合还采用了涉及现代化工、物理、医学、电子等高科技于段，有的将毒品植入携毒者体内，或叫其吞入体内，过关后再用手术取出：有的将毒品溶解于饮料、食品中，或掺杂于其他材料中制成浴衙、碗碟以及橡胶、塑料制品有的通过特殊方法将毒品与油画颜料混合，制成油画入境后再提炼还原，等等。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反思《劳动合同法》的两大缺陷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广州律师网（www.jylawyer.com ）
首席律师 王思鲁

本文是根据王思鲁律师应邀出席面向企业管理者以及从政人员的金牙大状法治论坛时所作的系列演讲之一整理而成
【金玉良言】 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极有可能使得《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之举，以致出现董保华教授所预言的“企业、劳动者、政府三输的局面”。真正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劳动立法应该是董保华教授所说的“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而非以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权利保障来弥补执法不严的现实缺陷。
【金玉良言】 《劳动合同法》与中国现实国情的严重脱节，使得企业严格守法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置之不理”，无异于“坐以待毙”。惟有以积极的心态以及正确的方式应对《劳动合同法》生效带来的法律风险，才能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前言
145票赞成，0票反对，1人未按表决器， 2007年6月29日，历经四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其神秘面纱终于在这一天被揭开。
颁布伊始，《劳动合同法》因其“向劳动者一边倒”的立法取向赢得了鲜花与掌声。正如该法的立法宗旨所言：“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似乎预示着劳动者春天的到来，但是，用人单位的一系列举措却使《劳动合同法》“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诉求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
二、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
深圳华为打响了“企业反击《劳动合同法》的第一枪”，面对劳动合同关于连续工作满十年、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企业即必须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华为不得不斥资十亿，以“赎回”本属于自己的用工自主权。而紧随华为其后，家乐福超市、中原地产、剑南春酒厂等企业均赶在《劳动合同法》正式生效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尽管这些企业事后大多都否认其进行人事调整是为规避《劳动合同法》，但是，正如某些学者所预言，“企业大规模反击《劳动合同法》的法律战争”已经悄然展开。
不过，在国内，像华为此类有力“反击”的企业毕竟尚属少数。据有关报道指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已经触发了多米诺效应，在珠三角，上千家鞋厂业已倒闭，万余港企也即将面临关闭的尴尬局面。”
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言：“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就此看来，《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则不啻为立法的一次“败笔”。其实，早在当时的上海《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大会上，代表54家企业，拥有26万职工的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就曾扬言：“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既然如此，看似“深得民心”实则“众叛亲离”的《劳动合同法》又如何得以面世呢？
其实，在《劳动合同法》即将颁布之际，恰逢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曝光。对于弱势群体的恻隐之心以及由来已久的仇富心理，在这个事件中找到了一个聚合点。因此，由于贫富悬殊导致的不满情绪急剧升温，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宣泄的一个极佳缺口。
我们的立法者为了“平息民愤，安抚民心”，因此便出台了这么一部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国情的《劳动合同法》。或许立法者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良苦用心”在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时，则注定了《劳动合同法》的“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极有可能使得《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之举，以致出现董保华教授所预言的“企业、劳动者、政府三输的局面”。
缺陷一：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权利格局的失衡
事件回溯
2004年11月14日，在全国第六届高级人才洽谈会上，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刘志刚，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以下简称郑州航院）的招聘人员谎称自己是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将于2005年7月毕业，并提交了其编造的个人简历。该学院信以为真，为能让刘志刚毕业后到学院工作，郑州航院决定让其毕业前即可上班。
2004年12月份，刘志刚到郑州航院上班，学院按博士生待遇支付给刘志刚4万元安家费，三个月工资6000元，并分配120平方米住房一套。刘志刚上班后，多次以自己是北大博士为由，要求提高待遇，不断和学院提出需要配置电脑、打印机和科研启动资金等要求。郑州航院经向北京大学查询，发现刘志刚并未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
2005年2月2日，被告人刘志刚再次向该学院要求上述待遇时，被该学院保卫处抓获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追回40630元及分配给刘志刚的住房一套，已发还被骗单位。
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一审认定刘志刚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额巨大，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责令退赔被害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损失5370元。
一审宣判后，刘志刚不服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作出裁定，驳回了一审被告人刘志刚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参见“虚报文凭构成诈骗罪 ‘北大博士’刘志刚终审诉”
http://news.tom.com/1002/200507192315617.html）
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在中国）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他们（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
由此看来，中国人“诚信缺失”似乎“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置身于“道德滑坡”的时代语境，习惯了“效率优先”的政策导向。尽管有“重建诚信”诸如此类口号的渲染，但是，无法否认，诚信，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确实，当今中国正在面临这一场空前的“道德危机”。血汗工厂、黑煤矿、黑砖窑等被媒体相继曝光，在利益面前，人性的迷失似乎已经逾越了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对于奸商的“泯灭人性”，社会情绪愤慨至极点，也正因如此，我们的立法者便被社会情感所主宰而致“一叶障目”。
纵观《劳动合同法》，我们不难发现，条文背后似乎隐含着这么一种假设：所有的劳动者均是“勤劳”、“善良”的，而所有的企业则均是“无良”、“黑心”的。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使得立法者错误地将劳资冲突作为立法的现实蓝本，在放大不法企业“唯利是图”一面的同时，却对诸如刘志刚此类劳动者的“卑劣行经”视而不见。长期浸淫于“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这一自我优越感之中。立法者们完全无视人类天性中怠惰的一面，反而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助长了劳动者“不劳而获”的品性。立法者对于人性的怀疑似乎仅仅及于企业家们，他们完全忽略了在设计法律制度时，应将每一个人均视为无赖这一立法准则。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倾斜保护”作为劳动立法的导向无可厚非。但是，若错误放大“劳资冲突”的实际影响，对现实国情置之不理，则必然会陷入这样的立法逻辑的泥潭：
劳动者与企业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极端对立状态，为了消弭“实然”状态下企业对劳动者的优势地位，则必须在“应然”的规范条文上，在全面保障、扩大劳动者“择业自由”的同时，又强行推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严格限制企业解雇的权利。但是，如此一来则是“矫枉过正”。一方面，劳动者存在于条文之上的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全面切实的保障尚属疑问，而反观企业一方，其早已因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空间受到“致命”压缩呈现出“反弹”态势。
如此一部《劳动合同法》，仅仅是以规范状态下劳动者“压制”企业呈现的权利格局失衡，取代原先现实状态下企业“凌驾”劳动者导致的力量对比差距。在《劳动合同法》的制度语境当中，法律并非平衡社会利益的利器，而是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专政的工具。如此看来，劳动合同法非但不能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而使其转化成为“伙伴关系”，而且，该法的出台，极有可能使得劳资冲突愈演愈烈。
缺陷二：加强对企业的行政管制，无视执法不严的“硬伤”
事件回溯
2003年10月27日，新华社播发《总理为农民追工钱》一稿，对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途中，为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村民追讨工钱一事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云阳县已经勒令建筑商兑付了近10名农民工被拖欠的3.64万元工钱。
据云阳县委书记王显刚介绍，在温家宝总理询问人和镇龙泉村10组村民被拖欠工钱的情况后，当晚7时30分，云阳县委召开紧急会议，查明拖欠工钱的是云阳利升建筑公司，当即责成这家公司负责人将拖欠的2240元工钱连夜送到村民熊德明家中。
云阳利升建筑公司于2001年8月经公开招标承建了云阳新县城广场阶梯第二标段工程，标的额70多万元。2002年底，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云阳县新城管委会为其结算了工程款，但利升建筑公司却拖欠近10名农民工3.64万元工钱。截至29日，这家公司已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全部兑付。
重庆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也从29日起，开始为期100天的农民工合法权益专项执法大检查，重点检查使用农民工较集中的建筑施工企业、其他工业企业和餐饮、商场、宾馆等服务行业。检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和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
（参见“总理为农民追工钱后续：云阳全面清理拖欠工钱行为”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3-10/30/content_1123436.htm）
麦迪逊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一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对政府的首要控制乃是依赖人民，但经验早已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
这个世界没有神，因此我们需要政府。但是，在我们这个民主长期缺失，深受“官本位”思想“毒害”的国度，“由人民控制政府”似乎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望。既然“由人民控制政府”没有现实土壤，那么，辅助防御（以权力制约权力）便成为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唯一方式。
没有节制的权力是一头有生命的怪物，《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在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权利格局失衡的同时，也衍生出这么一头“有生命的怪物”。在《劳动合同法》关于“法律责任”的16条条款中，共有13条半是针对用人单位的，如此“安排”，除直观上感受到《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导向”之外，由于权利格局失衡导致的权力膨胀则鲜为人所关注。
在《劳动合同法》的体制框架下，企业的违法成本大大加重，此种制度安排，除劳动者“受益”之外，更为劳动主管部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寻租”空间。监督部门增加，监察范围扩大，处罚力度加大，《劳动合同法》基本赋予了劳动主管部门以行政手段干涉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力。由行政权力主导企业进行人力资源配置，这无异于回归计划经济时代。以行政权力填充契约自由的空间，剥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利，凡此种种，均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导向格格不入。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劳动合同法》，劳动主管部门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劳动主管部门在被赋予权力的同时，其所受到的制约并没有相应增加。纵观整部《劳动合同法》，对劳动主管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仅有一条规定，而在现实当中，这仅有的一条规定显然不足以对劳动主管部门滥用权力起到有意义的限制与约束。
其实，早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已有的法律、法规已经对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多种行为进行了明令禁止，但是，此类不法行为仍普遍存在，当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执法不严。为熊德民一家讨薪竟需总理亲自出马，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可见一斑。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关键在于劳动主管部门是否能严格执法，而不在于是否通过立法赋予劳动者更多“观赏性”权利。强化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往往容易出现寄生于管制的部门利益，而对于劳动主管部门来讲，既然有了这“一亩三分地”，对部门利益的追逐显然比对公共利益的忠诚更为实际。如此一来，提高执法效率又从何谈起呢？相反，若能强化对劳动主管部门的监督，“迫使”其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严格执法，而由此产生的对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积极效应，又岂是徒添了若干镜花水月般权利的立法举措所能望其项背？
三、结语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劳动者搭建了一座“极具观赏性”的“空中楼阁”。在这个“虚幻”的应然规范世界中，劳动者得到的仅仅是心理上的慰藉。《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非但未能消弭劳资双方的矛盾，根除执法不力的顽疾，反倒促成了劳资双方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劳动主管部门权力膨胀的恶性循环。而更令人心寒的是，某些仗义执言的学者，却被贴上所谓“资方代表”的标签。所幸，本人仅仅是一名律师，所言种种，既非代表劳方，亦非代表资方。作为一名律师，我所能代表的仅仅是我的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