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文件

佳政发〖２０００〗２０号

佳木斯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佳木斯市个人已购公有住房 上市出售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现将《佳木斯市个人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实施。

二０００年六月十二日


佳木斯市个人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搞活住房流通，适应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建设部《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和《黑龙江省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已购公有住房首次上市出售。
　　第三条 已购公有住房包括：
　　（一）１９９４年年底前按房改政策规定购买的平房和砖木结构的楼房为全部产权的住房。
　　（二）按市政府〖１９９４〗１８号令规定购买的部分产权、全部产权的公有住房。
　　（三）出售给个人的安居工程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四）国家扶持、单位补贴、集资建房出售给个人的住房。
　　第四条 允许上市出售的已购公有住房
　　（一）职工、居民按房改政策规定购买的公有住房，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即可上市出售。
　　（二）１９９４年底前出售的砖混结构楼房，按市政府〖１９９４〗第１８号令规定，确定产权比例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主方可上市出售。
　　（三）已购买部分产权并取得证照的，与产权共有单位签定协议后可以上市出售。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购公有住房不准上市出售。
　　（一）以低于房改规定的价格购买且没有按照规定补足房价款的。
　　（二）住房面积超过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控制标准，或者违反规定利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且超标准部分未按照规定退回或未补足房价款及装修费用的。
　　（三）处于户籍冻结地区，并列入拆迁公告范围内的。
　　（四）产权共有的房屋，其它共有人不同意出售的。
　　（五）已抵押且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转让的。
　　（六）上市出售后形成新的住房困难的。
　　（七）擅自改变住房使用性质的。
　　（八）法律、法规以及市人民政府规定其它不宜出售的。
　　第六条 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同等条件下原产权单位有优先购买权。
　　第七条 已购公有住房进入市场，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向市房产管理部门递交下列材料：
　　（１）房屋上市出售申请书。
　　（２）房屋所有权证。
　　（３）土地使用证或土地管理部门的意见。
　　（４）身份证及户籍证明。
　　（５）同住成年人同意上市出售的书面意见。 　　
　　（６）个人拥有部分产权的住房，还应当提供产权共有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保留或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意见。 　　（二）市房产管理部门确认可以出售，买卖双方当事人签订售房协议，并向市产权市场管理处申报。
　　（三）房产交易管理部门对买卖双方申报的成交价格进行核实，对需要评估的房屋进行现场查勘和评估。
　　（四）缴纳税费。办理售房过户手续。
　　（五）申请房屋转移登记，领取房屋所有权证。
　　第八条 已购公有住房进入市场按规定交纳下列税费：
　　（一）按交易金额的３％征收综合税款，由卖方缴纳。综合税款由地税、财政部门委托产权市场管理部门代征后上缴财政。
　　（二）交易服务手续费。按交易金额的０．５％，由买方缴纳。
　　（三）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其土地出让金的收益分配办法按国家和省规定另行制定。
　　（四）已购公房上市交易除上述三项外，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第九条 城镇职工、居民以成本价购买产权归个人所有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其收入在按照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后归职工、居民个人所有。以标准价购买部分产权的上市出售，按比例分别归个人、单位所有；也可补为成本价，按全部产权获得收益。原产权共有单位撤消的，其应当所得部分由房产交易管理部门代收后，纳入市财政城市住房基金。
　　 第十条 已购公有住房进入市场出售后，其所有权和该房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房屋出售同时转让。
　　第十一条 房屋公用设施和共用部位维修基金在房屋买卖交割时随房转移、使用。
　　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将不准上市出售的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的，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十三条 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后，该户家庭又以非法手段按标准价或成本价购买公有住房的，由房产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退回所购房屋，不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并处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或者按照商品房市场价格补齐房款，并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罚款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票据，罚款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五条 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范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住房交易和产权登记管理机构要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实行办事公开、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切实提高管理水平。
　　第十七条 所属各县（市）个人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房产管理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刑事辩护的修改完善与发展一直备受关注。2012年刑诉修正案不仅提前了辩护权的适用时间，扩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体范围，还对辩护制度中的会见权、阅卷权等权力性内容、告知义务等义务性内容、申诉控告等救济性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这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进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更是保障人权、彰显正义、发展民主的题中之意。但是，在进步的同时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无论是从制度设计的完善程度还是从实践的影响来看，这部新刑诉法框架下的辩护制度仍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发源于西方国家的刑事辩护制度，现已盛行于世界各国，其孕育和形成意味着一国对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义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刑事辩护制度不仅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其职能实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一国刑事法治的发展水平。伴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进步，刑事辩护早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职能。但由于诸多现实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一直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其不完善性，导致了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难免不遇到新问题、新困难。不过，我国一直走在不断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新《刑事诉讼法》，并已于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实施。此次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相关规定与新《律师法》进行有效的对接，基本上解决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也需要在实务层面进行进一步探析。以下，我们主要从新刑诉修改的关于律师辩护制度的内容来研究讨论。

　　一、新刑诉中对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

　　（一）辩护律师的介入权时间提前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此条规定将辩护制度排除在侦查程序之外。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既无沉默权，也无律师帮助，在面对侦查机关不断讯问的极大压力以及极有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对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阶段却剥夺了这一权利，错失人权保障的最佳时机。而新刑诉中将此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修改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能从客观上对侦查活动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约，能促使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防止主观片面，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法关押、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发生，促使案件达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状态。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强化

　　刑诉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设立的，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护基本人权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诉修正案切合这一理念，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其一，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由审判提前至侦查、起诉阶段，这一修改使得辩护制度的时间整体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适用对象得以扩大。修正案第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上两条规定扩充了刑事辩护制度的惠及对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国家的司法资源，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内涵，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推动了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

　　此外，此次刑诉修正案还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皆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和责任。这条明确了公安机关的通知义务，为保障更多人的辩护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辩护制度的内容得到完善

　　1、自主会见权

　　实务办案中，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须预先提出申请，报侦查机关审批，而侦查机关对于会见则会持消极态度，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将“安排”实际上变为“批准”，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也无法正常的交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时间和会见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时间上，修正案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在方式上，此次刑诉修正案吸收了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凭借三证即可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以及会见时不被监听的规定，并且取消了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师会见需要批准的规定，而是将“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明确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三类，避免了以往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案件”含义不明而出现的侵犯会见权的情况。

　　新刑诉中对律师的自主会见权的确定保证了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双方会见的及时、畅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够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无障碍会见也是刑事辩护国际标准的要求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普遍做法。

　　2、阅卷权

　　阅卷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只有辩护律师充分的行使阅卷权，才能对案情进行全面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辩护。1996年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仅限于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这些都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这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辩护人对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能够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阅卷范围的扩大能保障辩护律师更详细的分析、解读案情，并能够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有效维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3、调查取证权

虽然新刑诉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变化，但是体系地审视新刑诉法，不难推导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亦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根据修改后第33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而是“辩护人”，那么作为辩护人，当然有权享有调查取证权。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 40 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一条进一步说明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就享有调查取证权。

　　 二、新刑诉中关于辩护制度出现的问题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对于加强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性、科学性，提高辩护质量，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将起着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刑诉法对辩护权的某些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关于辩护制度的法律用语具体含义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对某些条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义不明确所导致的实施困难的情况，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以下从几个地方来说明：

　　第一，阅卷权。新《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但是没有细化“案卷材料”的内涵和外延，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仅包括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而且包括证明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在侦查机关侦查措施与手段日益完备的形势下，几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绝大多数证据都被侦查机关搜集并固定起来。即使是那些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也往往被侦查机关搜集和掌握。假如侦查机关将这些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不编入证据卷宗之中，又假如检察机关在移送起诉时将这些证据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么辩护律师就根本无法查阅到这些证据，而这将对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明确案卷材料的具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重要的，这极大的关系到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保障。

　　第二，会见时不被监听权。为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对于“不被监听”的解读，意见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不被监听”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听。而有的学者认为“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 。首先，新刑诉法删除了原刑诉法第九十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换言之，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权力。其次，将“不被监听”仅限于不得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的解读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规定“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单独性和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

　　为了保证此项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要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外，还要明确规定违反“不被监听”规定的消极性后果，即以监听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辩护制度实施性、惩罚性、救济性条款过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