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的责任是寻求公正，而不仅仅是控诉犯罪。”坚决守住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则是寻求公正的最起码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公诉处在承上启下的环节，根据我国的法律制度设计，其审查起诉、提起公诉职责和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权能对于守住底线作用重大。司法实践表明，冤假错案的发生都与错误指控或监督缺位有关。笔者通过剖析一系列典型错案，结合自身办案实践的积累，为实现我国公诉应有的价值功能，提出公诉个案办理的“点、线、面、体”方法论，供从事公诉的检察官参考。

点。考察、分析、研判、把握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确立立足点、明确出发点、锁定落脚点、选择切入点的方法论问题。公诉办案也有同样的规律，以维护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为立场，从防止冤假错案出发，追求个案处理公正的目标，应当始终坚持驾驭好两层次的“点”。

1.法律要点。公诉是一种司法活动，司法的特征之一就是适用法律。评价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把握好所涉嫌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这些要件由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构成。一方面，由刑法所规定，另一方面，基于刑法有关条文规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由司法解释加以具体化。同时，一些从违反行政法规转化为刑事犯罪的，行政法律法规的要点，也是考察某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的法律要点。实践中不少错案的形成往往在于忽视了法律要点。比如，某合同诈骗案、贷款诈骗案，由于在把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法律要点上严重缺失，提起公诉后被法院判决无罪。

2.事实节点。这是指案情中对应于法律要点和有关方面知识的关键事实点。对侦查机关(部门)所移送案件审查起诉时，应当根据前述法律要点把握好对案件事实的归纳和描述，理顺事实的因果关系。有的案情还涉及一些社会常识和专门领域的专业知识，也是案情的重要事实节点。不重视事实节点的把握，是酿成冤假错案的核心因素。比如，滕某故意杀人冤案、连被害人石某的体貌特征都没有认真加以核实，被害人身份的错误导致了被告人滕某的被冤枉。其实，案件中死者的尸体与失踪的被害人石某无论年龄还是体貌特征都相去甚远，只要稍加核对，就可以通过审查起诉阻却冤案的发生。又比如蒋某玩忽职守案，因严重不负责任的责任点和造成损失的损失点，经庭审确认处于不确定状态，蒋某被宣告无罪。

线。要提出和阐明一个思想，要作出并实施一个决定，要部署并落实一项工作，都有一个纲举目张的问题，实现纲举目张离不开所贯穿的主线。比如，党的十八大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党和国家发展的主线，今年的政法工作会议就政法工作提出以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为主线。同理，公诉办案也有一个如何把握审查的路径问题，这个路径就是线。在个案办理中，应当始终把握好两条线。

1.证据脉络。案卷中的事实是法律事实，而法律事实是以证据为基石的，证据要成为定案根据必须经查证属实，必须确保可靠性。从可靠性出发，应当从客观性证据到主观性证据，从原始证据到传来证据，从直接证据到间接证据，从基本证据到佐证证据等方面来审查和构建证据脉络。对于口供的审查，应当以前述脉络来审查其可靠性。然而实践中，在把握证据脉络上容易缺位和错位。有的从口供出发，强行或牵强附会地用其他证据去印证口供，比如，张高平、张辉叔侄强奸冤案，在刑讯逼供获取口供后，以所谓指认现场、侦查试验，乃至狱内耳目的证言来印证口供;有的在获取口供后就万事大吉了，忽视相应客观性证据的及时收集，比如，刘某徇私枉法案，在获取刘某口供和相关言词证据之后，有关徇私枉法过程中的书面证据都未予收集，虽然一审作出了有罪判决，但到二审后言词证据在庭审质证中出现动态变化，因丧失了调取书证的时机，休庭补充时证据已经灭失，二审宣告刘某无罪。

2.诉讼过程。刑事诉讼过程既反映了案件事实的来源，又承载了法律程序的流程，还记录了刑事司法权运行的痕迹及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落实的情况，对诉讼过程进行审查，既是对事实、证据的审查，又是对程序合法性的审查，还是对一系列案件中必须把握的法律情节的审查。其中，对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靠性审查，诉讼过程是主要的线路，其把握路径应为——

从案件来源到侦查终结，从证据收集到证据固定、保全，从物证、书证及相关财物收集、控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到案到侦查措施、强制措施的依据和具体实施的过程和结果，从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等各种诉讼权利的法律规定到落实情况等。

忽视诉讼过程的审查，亦已成为实践中发生错案的重要原因。比如，燕某与其担任县委书记的胞兄共同受贿案。在庭审中，燕某提出，侦查期间供述所收受的钱物告知了其胞兄这一情节，是在侦查人员提供信件指明问供的情形下作出的虚假供述。经庭后核查，侦查人员在讯问中确实将一封信件供燕某阅看，但该信件未入卷且已丢失，审讯过程又无同步录音录像，因涉嫌指名问供，又无法排除，法庭宣判燕某无罪。

面。根据辩证唯物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特别是从正、反两面审查，更能深刻地揭示事物的真相。

1.正面证成。这是指假定侦查机关(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事实成立，从前述点、线两个层面进行梳理、审查、分析、论证，对成立的予以肯定，对质疑的予以核查，对缺失的予以补充，使假定得以成立。

2.反面证伪。分浅、深两个层次。从浅的层次讲，梳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辩护人的意见，证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证据的异议，专家辅助人员对鉴定意见的不同看法，以其不成立为逻辑起点进行论证。如果不能证成，应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发加以认定。从深的层次讲，假定正面证成的事实是虚假，按照质疑的逻辑思路进行论证，成立，即事实不能认定;不成立，该事实能够认定。实践中，不注意这种反面证伪，也是导致不少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比如，看守所民警姚某玩忽职守导致其主管的监房发生在押人员打死同监犯1人，打伤3人的案件，在审查起诉期间，姚某多次辩称，事件发生时自己没有当班，不应当承担直接责任，办案人员未予核查，依然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作出无罪判决。

体。驾驭复杂事物需要统揽全局，这种统揽就是全面性考察、系统性思考、体系性把握。公诉办案寻求公正，使每一个个案的办理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至少要把握以下两个“体”。

1.逻辑体系。逻辑思维是归纳判断案件的基本思维，公诉办案过程中必须把握好逻辑体系。一是逻辑起点。比如起诉，逻辑起点是事实和法律，这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二是逻辑推理。这种推理是依据的推理，比如，指控犯罪，其推理依据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和法律;抗诉则是针对错误判决中错误认定的事实和错误认定的法律，根据正确的事实和应当适用的法律来展开推理的。同样，支持公诉的论辩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说理也必须遵循逻辑体系。司法实践中，由于逻辑体系把握不好，常常出现问题，比如审查起诉，描述的部分事实没有证据支撑，有的在案情描述中没有的事实和证据却出现在对案件的论证和分析中;审查抗诉，像审查起诉一样，以原案的事实为逻辑起点，而不是以原审判决错误为逻辑起点;在庭审中的答辩不注意争辩点和围绕争辩点展开论辩等，都是逻辑体系混乱的表现。

2.机制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刑诉法是由一系列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构成的机制体系，这些机制体系的有序运行就是为了追求事实真相，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审查起诉相对侦查是一种监督和制约，审判相对于提起公诉不仅是制约而且是一种终局性裁判，二审相对于一审是一种监督，再审相对于原审则是一种对原审可能错误的救济。公诉办案应站在法律监督者的立场，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和促进这一系列机制的有效运行。从坚决守住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出发，在审查起诉中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依法退回补充侦查并跟进侦查监督，督促侦查机关及时补充证据;对于仍然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必须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坚决防止“带病”起诉;对虽未支持指控但法院依法判决是正确的，应坦然接受;对法院的错误判决，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的应及时抗诉，特别是二审检察机关应高度关注无罪判有罪、轻罪重判的情形，严格依法履行抗诉职能。

(作者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

执行程序不重构 行政调解难“破冰”

------兼评最高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作者：郁建忠 李学高 单位：射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年7月，最高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旨在充分发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的作用，减轻法院压力。2011年，中央综治委等16个单位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继之，有许多地方出台文件，推进行政调解工作。年初，我们曾经就全县各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调解开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发现这项工作目前基本是一块“荒地”。制约行政调解工作深入开展的因素很多，其中，行政调解的效力问题无疑是一个“瓶颈”，《若干意见》虽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离实际操作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范围窄。行政调解范围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自由裁量权、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刑事自诉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但不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若干意见》仅规定了民事纠纷的行政调解，这是行政调解最常见、最广泛的类型，包括公安、卫生、劳动、自然资源、环保、公共交通、商业和民政等各领域，而对行政争议、刑事自诉这两个类型没有规定。

　 二、效力低。《若干意见》将行政调解的效力与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民间解调置于同等地位，规定经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后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根据《若干意见》的规定，行政调解协议有下列5种司法审查和司法保障方式：
　 1.向法院申请确认并执行调解协议；
　 2.向法院起诉，请求履行、变更、撤销或者确认无效;
　 3.对行政调解、裁决或者其他处理不服提起诉讼；
　 4.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
　 5.依法申请支付令。
　 从以上可以看出，行政机关实际上处于“说话没用”的境地，当然不愿在这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消极应付而已，或者一推了之，建议当事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当事人对一个“说话没用”的行政机关能否有效平息他们之间的纠纷，心理上也会存在疑惑，主动申请行政调解的积极性不高、信心不足，不如直接上法院，何必绕弯路。所以，行政调解虽然可以在广泛的领域里发挥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效力保障，目前处于“撂荒”的状况，宣传大于实行，理论大于实践。

　 三、确认难。《若干意见》原则规定，法院审理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2011年3月，最高院出台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5号），规范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问题。存疑的是，既然最高院在《若干意见》中认可行政调解等其他调解协议的民事合同性质，为什么不统一规定司法确认的程序问题？从操作层面讲，行政调解协议的确认问题还有待规范。
　
　 据查询有关资料，涉及行政调解的法律有40部，行政法规有60部，部门规章有119部，地方性法规有1900多部，地方政府规章有1300多部。上述数据因统计口径的不同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但可以反映出行政调解的领域非常广泛，如果勤奋耕耘，对有效化解各类社会争议，减轻法院诉讼压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肯定大有裨益。行政机关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过硬的业务保障和健全的执法制度来保证行政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均不落后于法院，《若干意见》削弱了行政调解的权威性，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不提升，执行程序不重构，这项工作就会滞步不前，很难“破冰”深化。根据前期的调研情况，我们提出如下思路供参考：

　 一、民事纠纷。调研中有人提出，如果当事人申请调解的内容与本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能无关是否能够进行调解，我们认为，对这种情形虽然没有禁止性规定，但建议当事人向有相关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申请调解为宜。当然，工作人员运用业务知识以个人名义居中调解除外，这已是非职务行为。行政机关对与其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是一种履职行为，从这个角度看具有行政性，但该行为是居中协调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民事性质占主要角色。《若干意见》将这类行政调解协议置于民事合同的地位，完全擦除了该行为的行政属性，忽视了行政机关多年来建成的比较成熟的行政执法质量体系。
　 故，我们建议赋予这类行政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并不是说将这类行政调解协议完全排除于司法审查之外，最高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8]17号）这个司法解释为行政调解协议的执行方式和执行救济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模式，遵循民事诉讼执行程序的规定，行政调解协议的执行问题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即，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行政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调解协议内容确有错误的，法院可裁定不予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另行就争议内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样，减少了诸多中间环节，行政效率和司法效率双向提高，提升了行政机关权威，减少了司法资源投入，司法权威也没有消弱。

　 二、行政争议。一般认为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不适用调解，因为从理论上讲公权不可自由处分，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开了这个先河。实际上，此前法院和行政复议机关在办案中大量使用调解手段，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以撤诉、撤回申请的方式结案，虽无调解结案之名，但有调解结案之实。该《条例》第五十条规定两种情形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一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二是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调解书应当载明行政复议请求、事实、理由和调解结果，并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前一方反悔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这类行政调解协议应当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但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应当根据《行政强制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依据，行政机关为权利人，法律规定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相对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行政调解协议，行政机关可以直接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应当在三个月内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履行催告等程序。相对人为权利人，行政机关不履行的，相对人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执法监督，督促行政机关履行；向法院主张权利的有两种方式，一是提起行政诉讼，诉求行政机关履行义务，二是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我们倾向后一种模式。
　 另，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可以按照上述方式予以执行。

　 三、刑事自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并可以调解的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两大类，有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以前也对这两大类案件进行适当细化，但可操作性很差，加上97年《刑法》已修正过八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元旦实施，新的配套规定尚未出台，我们手中缺乏相关资料，研究能力也不足，暂不能提出见解，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