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整治夏季饮料市场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根据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的部署，决定于今年5月22日至8月22日，在全国范围内对饮料（含固体饮料）市场进行一次集中整治。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这次饮料市场整治，要重点对下列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饮料的违法行为进行打击：
（一）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
（二）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
（三）伪造商品产地，伪造或冒用他人的企业名称和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的；
（四）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
（五）制售无厂名厂址、无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无产品标准号的商品，或者销售过期、变质商品的；
（六）利用回扣手段销售或购买假冒伪劣饮料的。
二、这次饮料市场整治的范围，包括生产、加工、销售、仓储等各个环节。在整治期间，要认真做好下列工作：
（一）要在饮料大批投放市场之前，组织力量，对当地饮料生产企业和加工点进行一次摸底和集中检查，特别注意检查城乡结合部零散的生产加工点。检查内容包括生产条件、卫生状况、产品质量、标识及包装等各个方面。通过检查对不具备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企业，应
责令其限期改正，对到期仍不改正的企业，予以吊销营业执照；对非法生产饮料的“地下窝点”，发现一处取缔一处；对假冒商标、仿冒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等违法行为，在依法查处生产企业的同时，要追究商品标识、包装印制企业的法律责任。
（二）整治期间，要加强饮料批发市场的日常监督管理。有条件的，要抽调专门力量，会同其他有关执法部门，共同组成监督机构进驻批发市场，实行综合管理，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对各类零售企业和个体摊点，要采取经营者自查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重点检查的方式进行监督。对经
营者自查，应提出明确要求和期限，自查结束后，一经发现假冒伪劣饮料，即对违法者依法处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三）在检查各类饮料时，要特别注意检查标示饮料质量状况和反映饮料真伪的标签要素，如商标、生产期、保质期、企业名称、地址等。对消费者反映强烈、投诉率高的饮料品种，如医用营养保健饮料、儿童饮料等，要加强检查。对饮料产品质量的检查，要会同质量监督、卫生防疫
部门进行，对质量标准不明确或不统一的，要认真研究，慎重对待。
（四）认真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饮料和利用回扣推销假冒伪劣饮料的案件，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案件，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密切配合，协同查处，并将情况上报我局。必要时，由我局组织协
调案件的查处工作。
（五）在保证饮料市场整治的同时，各地也可结合当地实际，选择其他问题较多的夏令食品进行整治。
三、饮料市场整治工作，要发动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积极参与，把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饮料违法行为与扶持名优产品结合起来。
（一）继续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及举报箱设置地点，指定专人受理消费者的举报、投诉。采取多种形式，发挥广大消费者对饮料市场的监督作用。
（二）注意通过饮料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和有关社会团体的桥梁作用，做好对企业的政策法律宣传，搞好对名优产品的保护和扶持工作，表彰以质量取胜的企业，提高企业的自我保护能力，增强其名牌质量意识。
（三）要针对饮料整治中发现的问题，指导企业建章立制，规范企业交易行为，杜绝生产流通渠道中的漏洞。同时发动企业提供线索，协助“打假”。对企业的举报、投诉，要做到认真调查核实，件件有回声。构成案件的，要及时立案查处，严格执法，切实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
市场公平竞争。
四、夏季饮料市场的集中整治和监督管理，关系到保护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关系到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也是今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统一开展的四次大规模市场专项治理的任务之一。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一）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并结合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要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整体功能，协同做好整治工作。
（二）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与各行政监督部门密切协作，发挥各自的执法职能，搞好综合治理。
（三）要切实搞好宣传和信息沟通工作，整治期间，各地要通过新闻媒介，及时公布、刊播案件的查处和市场整治情况，同时将刊播资料上报我局。
（四）请各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分别于5月25日、9月10日前，将本次整治实施方案和工作总结上报我局。
附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饮料市场整治工作行动计划》（略）



1995年5月19日
理念、体系与规则：合同法域的经济法解读


[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会《公器》杂志]
(刘显刚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02级5班010-89707849 xiangangliu@sina.com)


内容摘要：合同法在整个（近代）私法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以经济法的视角来反观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不仅传统的权利话语之局限性得以显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意义上的私法-社会化的确当性与必然性。
关键词：私权逻辑 权利话语 法律补给 实质正义

引言

合同法（The Law Of Contract）是最具代表性的私法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之契约规则的主体部分，它在社会经济尤其商事交易中发挥着重要而基础的作用。然而，权利话语的过分膨胀，私权逻辑的内在圈囿，加之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公共场域”不断强化的客观情势，已经使得建构在传统权利本位观之上的包括合同法 在内的诸多私法规则面临着日益力不从心的窘境。
尽管20世纪以来受到社会法尤其经济法之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合同法也经由对私权主体之社会义务的一般强调及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适当规制而完成了由传统合同法向现代合同法的嬗变1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即便受到规制，“权利-规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法调节机制的某些固有惰性，权利主体也仍然因为对利益的天然的不可遏止的追求而经常性地进行“效益违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粗略的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并就经济法诸理念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予以探讨。

一.神圣的与误读的：合同法理念

理念之谓者，原为理想和信念，但此处的“合同法理念”所意图表达的毋宁是合同法所固有的法律精神与规则诉求（将其外在地表述为“原则”可能更为确当）。合同法作为私法，除了具有一般私法的普遍性的理念（诸如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等）以外，亦有其特殊的“规则诉求与法律精神”，主要是契约自由及由之而引发出的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理念。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契约自由理念在近代和现代的私法中的不同遭际来对合同法理念进行经济法学意义上的评析。
思想层面的契约自由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萌芽，但将其作为契约 规则的一种原则性理念则是近代私法所确立的，而且也只有在近代私法中，契约自由才第一次具有了如此完备的逻辑体系和规则设计，受到私权主体隆重而特别的强调并发挥出巨大的促进商事交易的积极作用2 。作为近代合同法的基础性的理念（尽管不是全部），契约自由的确切涵义是：契约关系之当事人依法有权自主决定契约之缔结、相对人之选择、契约内容与形式之选择及契约变更或解除之选择等，其衍生出的附属理念包括契约神圣与契约相对性等3 。
在近代合同法中，尽管对契约自由理念的表述中有“依法”的字样——表明相关的法律仍然是当事人自由地为契约行为的前置性条件——但是回归到历史中，在近代合同法大行其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契约自由几近“被视为神明”，从法律规制到学理研究再到私法实践，都在相当程度上对这一理念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无论是立法者、法学家还是普通的私权主体，人们似乎更注重于对绝对自由契约行为的推崇，而较少地考虑甚至忽视了对私权契约行为基于商业伦理和公共利益考虑的合理限制。
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本位意识的增强和社会立法（尤其经济立法）的发展，因应社会“公共场域”不断扩大的客观情势，各国普遍通过立法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私法规则给予了适当的调整，合同法亦由“传统”而过渡到了“现代”。作为原则性理念的契约自由尽管仍然存在，但其内容已经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经济干预理论以及社会本位、实质正义、义务先定等经济法理念的外在冲击而发生了明显的调整，突出表现为：在保留其基本精神和价值诉求的同时更为关注契约行为的社会效果及契约的实质正义问题 ，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强制性合同的出现 。而以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为代表的系列经济法规范的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 除此之外，格式合同、附从合同的大行其道及国家为保证格式合同等在实质意义上的契约正义而进行的强制性介入也是纯粹契约自由原则受到调整的具体体现。
以经济法视角来反照合同法理念的近现代嬗变，不难看出，建构在个人主义和权利本位之上的传统合同法理念在近代曾经被赋予事实上是误读了的神圣光环，纵然这种误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本位观指导下的相关规则的“修正”——这种被修正了的理念-规则因其本质上权利逻辑的底蕴而仍未完全消除私法规则的某些内在的惰性 。在法治多元的今天，我们可以期待，社会法尤其经济法的理念与实体规则将会为这种惰性的有效克服提供有效的和持续的外部法律机制的补给。

二.逻辑的与形式的：合同法体系

合同法体系，是指合同法构成规则的有机整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意义上的由总则与分则构成的法律文本体系（从部门法学角度则可以表达为由合同法学总论与分论构成的学理体系）；二是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包括：契约行为之指导原则，契约之订立、变更、转让，契约之成立与生效，契约之解释，契约之履行，违约及其法律救济等。下文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合同法体系”，仅为逻辑意义上的实体规则体系。
从其体系的构成来看（这里以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例），合同法在逻辑上的确较为圆满地对契约行为的不同阶段、不同样态和不同结果均给予了法律的关怀和规制 。但是，一如笔者在本节标题中所表达的，逻辑的周全并不代表规制的圆满，权利-规则对应然状态的细致而充分的描述所凸显出的仅仅是对形式正义的过分热情的关注，更何况这种关注还仅仅停留在应然的话语表达上。
合同法具有近代私法共有的“只看是否是人，不看是什么人”的抽象的和形式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的“势力”因为20世纪以来具体人格和契约正义受到的渐多的重视而有所收敛。这里，经济法理念（尤其是实质正义观）之于合同法体系的科学建构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它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合同法规则形式主义的任何倾向 。

三.技术的与逼仄的：合同法规则

如果说理念和体系上的之于合同法的经济法解读其视角都较为宏观或至少是中观的话，本节所试图进行的努力——从其技术性的规则入手——则是微观意义上的。
规则的技术性是近现代立法中的一个显著的且不断有所强化的特征，合同法亦然。但是，无论怎样强调或有意识地进行努力，技术化的规则都不能完全避免一种法域规范的内在的保守（或曰狭隘）性。对于合同法来说，尽管其技术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提高还有着现代合同法逐渐成型的背景），但是，一如前述，由于其本质上仍属于权利-规则，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调节和规范机制上具有权利-规则在调节机理上的某些固有的惰性（狭隘性）。
为了表明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以下的这一例证是必要的：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0条这样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这一规定应用的是民法上表见代理的相关原理，说其法理明确、逻辑清晰当不为过。然而，即使从逻辑上对这一规定进行推演，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我们的合同法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行为其规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实践中，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成功移转”企业财产的事情的频繁发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是规范社会经济的运行，经济法的调节机制却与合同法迥异——不仅没有合同法机制的某些软弱性和滞后性，而且相对而言还更为有效和迅捷。
同样是上面这个例子，用经济法来规制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国家通过专门性的经济法规来规范所谓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对内对外行为；针对企业负责人恶意勾结他人为越权合同行为而移转企业财产，国家可以以专门规定明示企业负责人及相对方在此类活动中的严格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此类事情的发生概率。
另外像供电、水、热合同等特殊合同关系的规制如果能够适当运用经济法律规范则可能会比单纯依凭调节平等主体交易行为的合同法律规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合同法是调整交易关系、维护交易秩序的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从经济法视角对合同法之理念、体系与规则进行全景式的解读与评判——选题的大而无当注定了本文的写作过程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学术历险4 ——希望这种努力能够为合同法的正确解读及经济法机制之于合同法域的一般性积极意义的探究有所助益。


参考书目：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德] 罗波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